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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炼狱——苏芬战争的百万富翁碉堡强袭战

归档日期:06-13       文本归类:大尉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1939年至1940年的冬天异常地寒冷,卡累利阿地峡中,苏联陷入与芬兰军队的残酷血战。在付出数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之后,苏军决定重整旗鼓,发动第二阶段的进攻。

  卡累利阿最前线师换上了新师长阿里亚布舍夫上校。上任后,他在1月迅速改善部队的备战条件,大幅度强化训练,为第二次总攻击做准备。

  我们的师长——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睡觉,但我知道他总在一线巡视,对哪怕最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他的努力使部队达到了最高战备水平。全体指战员都经受了刻苦的训练并士气高昂,其后我师突破敌人的防御地带也就顺理成章。

  实际上,全师部战员花了那么多时间刻苦训练,就是为了让我们重获自信和必胜的信念。所有人都渴望早日重返战场。

  苏联军队侦察员每夜都渗透芬军防线抓“舌头”。不过在很多情况下,苏联军队的侦察队规模太大,很容易暴露。

  尽管侦察渗透一再受挫,苏联军队侦察兵还是在步兵第123师预定进攻地带发现了两个关键堡垒的位置:舌形山的“百万富翁”碉堡和芬军防线中央的波皮乌斯碉堡。同时,军属炮兵第24团也把两门152毫米加榴炮秘密拉进阵地,准备摧毁“百万富翁”碉堡。火炮阵地早早修筑完毕,炮手的掩体顶部也加盖了三层原木。1940年1月25日夜,火炮进入阵地,做好准备。

  天亮后12点整,两门152毫米火炮在格拉乔夫中尉指挥下对“百万富翁”碉堡进行直瞄射击。炮弹在“百万富翁”碉堡炸响后,芬军位于东部观察哨塔的炮兵前进观察员埃斯科·卡廖少尉立刻发现苏联152毫米火炮的坐标位置,并迅速上报、请求炮火压制。然而,紧接着一发152毫米榴弹就准确命中了装甲板保护的观察哨塔。猛烈的爆炸不仅让卡廖少尉当场毙命,还炸飞了观察哨塔顶盖。接着,又一发152毫米榴弹命中了碉堡中央的装甲观察哨塔。芬军的炮兵前进观察员在哨塔被命中前逃离,捡回一条命。

  两门152毫米加榴炮在丝毫没有受到干扰的情况下继续轰击“百万富翁”碉堡,结果在碉堡东部的射击台炸开了一个面积2米×2米的弹孔。几发炮弹还贯穿了碉堡侧壁,在里面爆炸。目睹命中过程的格拉乔夫中尉骄傲地要求前线各级指挥员签署一份官方文件,证明152毫米加榴炮击毁了“百万富翁”碉堡。1月28日,波皮乌斯碉堡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结果,碉堡守军死4人,西部射击台也被击毁。

  至此,123师进攻路线上,最重要的两个堡垒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守军只有招架之力。接下来,苏军筹备决定性的总攻。

  1940年2月11日8点40分,苏联军队开始炮火准备,持续时间达2小时20分钟。在T-28重型坦克和T-26轻型坦克的支援下,苏军步兵第245团于11点整突击波皮乌斯碉堡。在这个据点,把守波皮乌斯碉堡的连是林德曼少校指挥的第9步兵团第2营所属连队,没有在开阔地形对抗大量苏联坦克的经验,被同时冲击过来的几十辆苏联坦克吓得手足无措,营长林德曼少校从战斗开始就和部队失去了有效联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竭尽全力地抵抗。当天战斗结束时,该部的原本100人打到只剩16人。到12点24分,苏联军队的红旗就插上了波皮乌斯碉堡废墟顶部。苏联坦克群和步兵继续冲击,这部分芬军被迫往第二道防线退却。

  在“百万富翁”碉堡,芬军迎来了苏军步兵第255团以一个营的的猛攻。苏联军队组织的强击支队很快将芬军步兵逐出了碉堡前沿战壕,12点40分冲上碉堡顶部。芬军虽全力以赴,但也没能守住碉堡南面的战壕群。担任守备任务的芬兰第9步兵团第4连中,拉斐尔·福尔特(Rafael Forth)列兵回忆道:

  1940年2月11日清早到午前,我们吃了些糕点。俄国人对碉堡的射击没这么猛烈了,但他们从所谓指形山的碉堡对我们的右翼发起攻击。

  第4连的将士们试图用手榴弹群和冲锋枪火力把周围战壕里涌入的俄国兵赶出去,却是徒劳。俄国人牢牢地占住了高地,沿着战壕朝我们的碉堡步步紧逼。在俄国步兵靠近碉堡右侧出口的同时,一辆俄军坦克也笔直地朝碉堡冲了过来,像是打算堵住我们的左侧出口。炮长站在碉堡的机枪射击台上,命令炮手开火。反坦克炮一连打了很多炮,可坦克还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坦克扑到150—200米外时,我们的反坦克炮终于命中了目标。坦克停了下来,开始起火燃烧。炮长兴奋地喊了起来“命中!”最初我没反应过来,但还是下意识地跳了起来,朝在硝烟弥漫中兴奋不已的炮组也喊了一句:“中了!”被击毁的敌坦克烧了一整夜。埃里克松中尉拿着他的备忘录走了过来,记下了炮长和炮手的名字。“小伙子们,你们拿了大奖!”他祝贺道。如果坦克堵住了左侧出口,而俄国步兵又从右侧出口冲上来,那我们只有被夹击关死在碉堡里了。

  坦克开始燃烧后不久,俄国兵用一挺机枪朝碉堡的左侧出口射击。我们也有一挺机枪,但射击台过于狭窄,我们没法还击。我们三人站在机枪射击台前,凝视着燃烧的坦克。阿尔图尔·霍伊亚尔站在左边,排长赫克凯尔斯泰德特居中,我站在右边。突然间,一发机枪弹飞进了射击台里,打在霍伊亚尔和赫克凯尔斯泰德特之间,断成两截。排长向后退了几步,向我敬了个礼,说:“请代我问候我的家人!”然后就倒下了。他是被一块弹片打中心脏,然后死在我怀里的。霍伊亚尔的右臂也被弹片打中。他撤进碉堡,接受医护人员的包扎。

  俄国兵从指形山出发,穿过战壕朝我们的右侧出口扑了过来。他们爬上碉堡顶部,占领防御阵地。与此同时,他们还开始从右侧出口顶部往下砸石头和沙袋,要堵住出口。情况危急,我们不能浪费时间。

  连长埃里克松下令从左侧出口向碉堡顶部的敌人展开反击。我们迅速集合,并收集了30枚手榴弹打反击——15枚木柄手榴弹和15枚卵形手榴弹。我的班长,机枪手尼戈站得比我高,我只能站在较矮的楼梯上。我一个个揭开木柄手榴弹的盖子,然后逐个递给尼戈。他每接过一个手榴弹,都以最快速度往上砸,碉堡顶部手榴弹爆炸声不断。扔完所有木柄手榴弹,第4连的小伙子们对顶部发起反击。他们用冲锋枪和轻机枪“干脆利落地消灭了敌人”。与此同时,我也把卵形手榴弹往左侧顶部猛砸。在我第4连反击后,俄国人离开了碉堡顶部,撤进了周围战壕。

  不过,我却没能按任务投完所有的卵形手榴弹,我方一名士兵还从顶部摔了下来。当时,我就站在下面的出口,目睹了这一幕并扶他进碉堡向卫生员救助。他的背部被压制我碉堡左侧出口的俄军机枪子弹打成重伤。当我把伤员扶进碉堡,然后抬头右望的时候,却发现俄军机枪子弹把离我不到1米处周围的石头和土堆打得尘土飞扬。

  我扶着伤员一个个走进碉堡,拼命呼叫卫生员过来帮忙。卫生员操着芬兰语答复说他要先给别人包扎,请等一等。当时,他正给阿尔图尔·霍伊亚尔包扎负伤的右臂。我扶着伤员走进碉堡,紧挨着阿尔图尔和卫生员让他坐下。伤员哭了,他请我为他祈祷,我不得不和他解释说,我得走了,顶部奋战的战友还需要我。可他一再哀求:“别离开我!”我安慰他说,卫生员很快就来给他包扎,他和其他伤员一样不会有事的。我还告诉他,(他的)母亲一定会为他祈祷的,上帝也会帮他渡过难关。接着,我匆忙赶往出口,战士们已经完成反击肃清顶部之敌的任务,因此我端起步枪,继续在碉堡外警戒。从顶部返回碉堡的战士告诉我,战斗中我军牺牲一人,遗体仍躺在顶部。但在当时完全混乱的情况下,没法证实这个说法。

  埃里克松中尉对这次反击结果十分满意。形势又稳定下来,至少目前来说的确如此。我们还有大约30人留在碉堡里,大部分都是斯卡德少尉的步兵排将士,8名战士来自我营机枪连。负伤能动走的伤员都在夜间离开了碉堡,重伤员放在雪橇上拉走。霍伊亚尔和背部负伤的安德森躺在雪橇上被拉走。夜间,我和战友交班。我的怀表始终不离身,也许有人会觉得很奇怪,但我确实喜欢带着它。我把表和链都塞进裤袋里,然后拉上雪地伪装服边角的松紧绳。当我在周一下午成了俄国人的俘虏时,这个做法避免了怀表被敌搜走之虞。当晚平静无奇。被击毁的坦克继续燃烧,照亮四周。经过了一天的苦战,俄国人苦战一天后或许也在休息了。趁着这个机会,我们一个个找借口出去“放风”,留在碉堡里的人越来越少。

  2月11日夜间,苏联军队一支强击支队对“百万富翁”碉堡发动夜袭,队长列卡诺夫大尉对这次战斗记载道:

  我们刚刚跃出森林朝高地冲击,立即就被迫击炮火力打中。在猛烈的爆炸声中,我们朝战壕匍匐前进。我命令战士们脱掉白色军大衣,防止敌人在炮弹爆炸后产生的黑色硝烟背景下轻易发现我们。

  虽然天气严寒,但所有的同志都大汗淋漓。最终,我们爬到最近的战壕跟前。在步兵的伴随下,我们打算冲进碉堡搜剿,但芬兰白军却冒出头来,朝我们砸了几枚手榴弹。我们立即还击,机枪一个短点射就干掉了敌人。

  芬兰白军把自己反锁在他们的地下堡垒里。我们带着炸药包爬上碉堡顶部。起初,我们到处寻找合适的点位安放炸药。周围到处都是土堆,碉堡就像隧道一样嵌进山里。战士们从碉堡通风管往里塞手榴弹,却没能给芬兰人造成什么损失。

  工兵扎维亚罗夫从后方跳进一条堑壕,扑到碉堡出口前。虽然出口有一个机枪射击台,却没有人朝他射击。扎维亚罗夫看见敌人没有开火还击,决定往里面扔一枚手榴弹。但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一梭子弹却打了过来,这位勇敢的工兵倒下了。我们怒火万丈,战士莫克洛夫扑上去,试图支援扎维亚罗夫,却被敌人猛烈的火力打得抬不起头。

  我们必须救回我们的同志。工兵索林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建议用石头来堵住碉堡的出口。芬兰人发现了我们的意图,立即组织迫击炮火力封锁,但已经来不及了。敌人的碉堡出口被我们用石头给堵住了,射击台也被封死。

  可敌人的碉堡实在太大了。我这才意识到我们携带的炸药量不够炸毁整个碉堡。但如果我们回去拿新炸药过来的话,就意味着白白放跑芬兰白军。我们最终决定把炸药安放在碉堡出口,然后引爆炸药。爆炸冲击波炸塌了出口,芬兰白军已成瓮中之鳖,他们逃不掉了。步兵迅速包围了碉堡,占领后方战壕。

  在“百万富翁”碉堡中,芬军的拉斐尔·福尔特列兵忐忑不安地迎来了2月12日的早晨:

  当夜平静地过去了,2月12日拂晓到来,天色渐亮。碉堡守军兵力锐减到只剩6人:斯卡德少尉、机枪手奥林、阿尔维德·奥拉、约汉内斯·本斯、卡尔·霍尔姆贝格和我。除了斯卡德少尉,其他人都来自机枪连。

  后来我们才意识到,还有两个人在碉堡里面,来自马拉克斯的斯托尔姆和一名身手类似工兵的芬兰小伙子。

  确切时间应该在正午时刻,两名传令兵沿着战壕摸进碉堡,通知我们说上级下令立即撤离碉堡。埃里克松中尉也打算把整个连撤到第二道防线。我发现来自克维夫拉克斯的赫约尔特尔和来自厄斯泰尔汉克默的斯托尔姆这两名传令兵显得忧心忡忡。他们不停催促我们立即撤离。斯卡德少尉却说,他是奉连长的命令返回碉堡的,他绝不能走。

  两名传令兵一再警告我们:“快走吧!”可斯卡德少尉却根本不听。最终,我们一起表态说如果连长下令撤离碉堡,我们应该马上走。斯卡德回答:“那我们走吧,不过走之前喝点东西总可以吧。”大家赶紧点炉火,可怎么也点不着,结果我们走之前连一杯咖啡都没喝上。

  两名传令兵在碉堡待了大约半小时,然后开始朝出口离去。我紧跟在他俩后面。我不清楚身后是否还有人离开碉堡,但奥拉、本斯和霍尔姆贝格肯定离开了碉堡。斯卡德和奥林都出生在同一个村——布兰德尼-瓦萨,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们俩还在碉堡里徘徊。走出碉堡20—30米,我停下脚步回头望了一下,却没发现碉堡里有人跟上来,碉堡顶部也没人。离开碉堡前,我拿了乌格拉中尉的相机、一些小玩意和两幅地图。我不清楚这些小玩意和地图究竟是谁的,总之,我就是夹着这些东西,拿着步枪随同两名传令兵离开了碉堡。

  虽然战壕里到处都是杂七杂八的碎片和被撕裂的电话线,但传令兵却敏捷快速地穿过了战壕。当我们离芬内的碉堡两三百米时,两名传令兵停住了脚步。他们到处找寻自己的战友。他们的战友是其他赶往“百万富翁”碉堡给我们传达撤退命令的传令兵。可找来找去,也只找到一个防毒面具和一些零散的物品。当我们顺着战壕往回望,发现3辆俄国人的坦克正朝我军第二道防线扑来。坦克所到之处,战壕都被蹂躏得不成样子。

  我们继续前进,很快来到一处塌陷成两段的战壕带。我们往右边跑。两名传令兵先上,我跟在后面如法炮制。我希望,也相信他们能找到自己的战友。很快,我们进入一段通往堑壕的加盖顶掩体。穿过这个掩体,很快又来到第二个掩体。但就在我们进入第二个掩体的时候,几百门俄国人的火炮齐鸣,无数的炮弹在芬军防御地带爆炸。密集的爆炸声震耳欲聋。

  返回塌成两段的战壕带,我们又往左边搜索前进约百米,到战壕的终点,也是补给干线的起点。我认出了这个地方,因为周六我曾带着将士们在这里接收食品补给。我们沿着补给干线继续前进时被俄国人发现,随即遭到敌人密集的步兵火力打击。我们立即卧倒在补给干线左侧路面,俄国人的炮火跟踪而至,炸得雪片纷飞。在泥泞的雪地中,我们艰难匍匐前进约百米。

  我们爬到敌人炮火封锁区边缘时,原本无法通行的沼泽地积了一米厚的雪。我们三人爬进一个弹坑,召开了一个简短的战地军事会。首先,我们脱掉所有多余的衣服,扔掉从“百万富翁”碉堡带出的所有东西。我们连地图和面包袋都给扔了,甚至步枪也不带。唯一的军服也就是我们的雪地伪装服也被泥土染黑,手上还戴着手套。我们做出了一个共同的决定,那就是匍匐爬回补给干线,如有可能短跑冲刺回去。

  其中一名传令兵一跃而起撒腿飞奔起来。当他跑出二三十米的时候,我正准备跟随,却被第二名传令兵抢了先,我倒落在最后了。一开始,我们还能得到积雪和灌木的掩护,但很快就到了一片毫无地形地物隐蔽的开阔地。我从弹坑里跃起,刚冲10—15米,子弹就开始嗖嗖从周围飞过。我赶紧卧倒在地,匍匐爬了一段,然后再起身冲刺一段,继而又匍匐爬行一段。就这样,我采取冲刺和匍匐交替的方式,离开弹坑前进了约100米。这时,我发现一名传令兵中弹倒在了地上。我扶着他翻过身来,却见他一言不发。显然,他已经死了。

  我又继续前进了50—60米。许多战死者尸体躺得到处都是,我想第4连肯定是在此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而覆灭的。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只不过是战死者的一个收容点而已。战死者的尸体将在这里被收容起来,用马拉雪橇驮回后方。不过,这一切无法实现,战死者的尸体仍留在原地。

  100米外,我发现有人朝我挥手。与此同时,周围掠过的子弹明显少多了,我跑了起来。我想,对面朝我挥手的小伙子肯定是第二道防线的我军将士。当时,我只看到战壕里探出的脑袋,就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当我离战壕只有十来米的时候,大约20名战士突然从战壕里跳出。我到底看到了什么?朝我扑来的竟是俄国人(我竟然看走眼,以为是自己人),而且数量占优。我呆呆地站在补给干线上,完全傻眼了。我都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梦还是真的。他们有说有笑地朝我走来,并对我到处搜身。有人找到乌格拉中尉的相机,把它拿走了,其他人搜查我的口袋。幸运的是,我的怀表和链子都塞在我的裤子小口袋里,表面沾满雪泥,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当然,也没人拿走我的手套。

  这样,我保住了我的怀表和结婚戒指。一名俄国军官朝我走来,在卫兵看护下把我押往后方,我的战俘生涯开始了。我一边走一边四下张望,发现一名俄国军官走在我的前面,两名卫兵手持带枪的刺刀一路看押,我的脑子里一片迷茫。沿途,我看到的都是俄国人精良的武器装备——机械化部队和坦克。这些视觉印象强烈冲击了我的脑海,用不了多久俄军就可以在赫尔辛基大广场举行阅兵式了。

  再看敌人的兵力数目——成千上万!几乎是每到一地就有一个多营的兵力。这些战士和我在“百万富翁”碉堡炮台见过的那些战士一样,仰首阔步行进,汇成一条巨流,朝着莱赫德沼泽地的我军防线最薄弱地带进军。

  在苏军方面,进攻的部队不知道“百万富翁”碉堡已经几乎人去楼空,继续在夜间发动爆破攻势。列卡诺夫大尉说:

  我们成了普鲁德尼科夫中尉强击支队的一员。我们不得不带着几百千克炸药上去炸碉堡。尽管芬兰白军火力十分猛烈,但我们的工兵迅速靠近了碉堡。沿着堑壕,我们带着炸药箱冲了上去,将炸药箱安放在左侧子堡顶部。很快,我们在碉堡顶部安放了一个巨大的炸药箱。步兵撤进战壕。接着,我亲手点火。紧随而来的是一阵猛烈的爆炸,一团巨大的火焰直冲云霄,飞扬的尘土差点把我们给埋了,耳鸣音久久没有消散,头也晃了很久。

  走到爆炸点……发现一个直径达10米的大坑。钢筋都化为了尘埃。炸点周围50米内,一切都是焦黑的。巨大的碉堡和守军,都不复存在了。

  根据芬兰方面的资料,爆炸发生在2月13日凌晨。猛烈的冲击波将“百万富翁”碉堡炸成一片废墟,留在里面的最后四人也有三人被炸死。机枪手斯托尔姆运气出奇的好,仅仅被冲击波震伤并抛出了碉堡。他醒过来时,看到左手腕已经被炸个粉碎。斯托尔姆艰难地爬到碉堡侧壁被炸出的大口子里躲起来。他钻进去躲避时遭到了步枪的射击,但无一命中。一名苏联指挥员命令战士们停止射击,走到斯托尔姆跟前,扶着他离开了碉堡。至此,机枪手斯托尔姆就是最后一个离开碉堡的芬兰士兵,虽已残废,但还活着。

  2月13日,苏军突破芬军在莱赫德地区的第二道防线,标志着芬兰主要防御地带的完全崩溃。芬军在中间防线前方已经没有筑垒防线点整,芬兰陆军总司令曼纳海姆元帅下令全军撤往中间防线。

  由于这次战斗胜利,苏联步兵第123师许多指战员获得了“苏联英雄”金星奖章的荣誉。包括突击“百万富翁”碉堡的突击班班长叶梅良诺夫(Yemelianov)中尉(1940年2月11日牺牲)和步兵第245团第2营营长索洛卡(Soroka)大尉,他1940年2月13日在突击芬军第二道防线时牺牲。

  作为一名芬兰陆军职业军官,亚瑟·林德曼少校将全营覆灭和曼纳海姆防线被突破看作是他军人生涯的耻辱。1941年8月,在指挥第13步兵团第2营的一次战斗中,他独自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决心了结自己。一发苏军子弹成全了他——1941年8月13日林德曼少校在芬兰第19野战医院因伤重不治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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